文学现场·“杭州会议”与“寻根”｜“‘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笔谈（下）_一代_历史

发布日期：2025-05-24 12:19    点击次数：163

2024年11月28日，“‘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在杭州召开，本次会议由《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浙江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联合举办。

“寻根”开启中国作家自己的话语方式

陈晓明

今天，面对杭州会议的“七老”[1]，任何理论和文学史的眼光都会失效，都要有所收敛。如此态度是因为今天重返当年的本真生活——当然那也是一种文学的生活，显得特别难得和可贵。

我首先要表达的是敬意。刚才敬泽先生视频致辞时说要对当年“杭州会议”的参加者、组织者以及现在还在活跃的作家，还有今天到会的诸位嘉宾表示敬意，我也是本着这样的心态。贾梦玮兄、何同彬兄、翟业军教授合力组织这个会真是功莫大焉！对于四十年前的“杭州会议”，我们可以说是恍如隔世，也可以说是如梦初醒。今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听着“七老”的分享，我感慨万端。大胆一点地说，在对他们表达敬意的同时，我也有一种与有荣焉之感。我和他们也是同代人，我是“50后”，也是“文化大革命”下过乡的知青。当然，他们的插队经历是十年、八年，我只插了两年队，只是小老弟了，算不上数的。但我们有这样一个同心、同情、同理的“根”，理一理我们的“根”，我还是能理到在同一条路上的“根”的。

展开剩余96%

刚才“七老”谈得都非常好，很多话都很触动我，你们讲了很多的故事，呈现了很多往事，特别有史料价值。

对于我来说，“寻根”确实非常丰富与复杂，我自己的认识也是经历过很多的变化、摇摆，可以说是不断深化，也可以说是逐渐清晰，有时甚至又是矛盾的。最早的时候，我也在做文化反思，当年我已经硕士毕业了，在福建社科院哲学所工作，黄克剑先生拿了一卷东西找我，说作家们在“寻根”，我们来看一看，讨论一下。相关文章发表在《作家》1985年第4期和第9期。这是陆续发表出来的，有好几篇，分为几期。这些文章当时确实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1984年底“秘密”开的“杭州会议”，我们都不知道，是后来看到这些文章才知晓一点原委。

1985年冬天，我到北京大学，谢冕老师正在主持召开和“寻根”主题有关的座谈会，好像黄子平先生那天也在场。在那个会上我冒昧地做了一通发言。谢冕老师的无限宽容鼓励了我这个福建小老乡，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许多。谢老师当时还拿着笔记录大家的发言，听到我说的一堆话，谢老师说：“陈晓明你这个完全是新概念汉语呀！”我当时可能用了一个自创的概念，说“寻根文学”表达了一种“历史的巨大的精神跨度”。当时似乎得到谢老师的赞许。

当时“寻根文学”还是很震动我的，我用比较积极正面的词去进行描述，后来我的文章发在福建《当代文艺探索》上，应该是1986年的“福建青年批评家”专号，我的文章还放在头条。当中有一大段写到“寻根文学”，我带着热情、也带着思考接近“寻根文学”，这也是有一个很漫长的历史过程的。

其实像我们学理论出身的，对“寻根”这个话题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思考？后来读韩少功先生的作品，确实给了我非常深的触动，这一批作家是“知青作家”，他们怎么就变成“寻根派”？我一直带着这个困扰。

有一次我在梁晓声先生的作品研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这次研讨会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的。我当时有一个观点，我对“知青一代”和“寻根一代”有一个看法，“知青一代”与“回乡一代”或“在乡一代”，例如贾平凹、莫言、阎连科他们有区别，“在乡一代”他们出身于农村，从小在农村劳动长大，他们有一种“在地性”，他们的力量在后来的乡土中国叙事中释放出来。有一段时间知青一代作家在乡土中国叙事方面有劲使不出，风头被“在乡一代”压下去了，这让我困惑很长时间。“知青一代”是属于历史的，是属于历史观念史的。而“在乡一代”却是属于土地，属于乡土中国的。“知青一代”属于观念中国，属于少年中国。这里不存在谁更伟大，谁更高明，而是各自的历史使命不同，各自的文学出发点不同。“知青一代”还是城里人，从城市到农村，他们的心是城市的心，思想是城市的思想。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曾经区别过“城市心灵”和“乡村心灵”。他举例说，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区别，前者是城市心灵，而后者是乡村心灵。斯宾格勒的这个区分想必很多人都会感到费解，甚至很难同意。他是一种历史的直觉，在“巨大的精神跨度”中来把握一种文化现象，并赋予某种历史通灵论的精神实质。

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以为“知青一代”对历史一直有一种责任，有一种观念性的把握，一定要以作家的方式成为历史的主体。“知青一代”有这样一种诉求。所以今天这个会非常恰当和了不起，会议主题“‘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这种大的概念与我们活生生的历史、大家的回忆勾连在一起，那么多鲜活的故事，那么多生动的人，那么多心心相印、相通的手足之情，这种曾经活的生命现象学才是珍贵的。今天往事成为历史之后，我们不得不进行概括和叙事，尽管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概念术语都是一种冒犯，但没有办法，我们要靠语言生活，所以要靠这种概念来捕捉与建构这个历史。这是一个共同的创造，要允许理论的冒犯，要允许理论的僭越，若没有理论的僭越与冒犯，那就无法书写我们的历史，历史确实就是在多种多样的误读中、想象中、建构中被写出来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拥有我们的历史了。

当年我们用了很多概念、术语，不断地有那么多文章，至少有上千篇论文在讨论“寻根”，为什么会说不完、道不尽，我们今天突然发现“寻根”是一个如此复杂、如此丰富、如此强大的现象。历史经常在偶然和无意的创造中被改变方向，或者被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事件。历史书籍讲述这类故事很多，毋庸赘言。我们今天将“寻根文学”理解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集体的创造，这个创造是由一群人来承担的。它的意义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让文学有了自己的话语，或者说，以自己的话语方式给文学划下一个历史的起点与转折方向——这样的判断并不是夸大其辞。

刚才李杭育先生回忆往事说得非常清楚，冯牧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都非常敬重他，阎纲先生也非常友善，他们对年轻一代都非常关心。按李杭育先生的说法，如果文学还是按照意识形态主导的那种方式写作，那“我们这代人”就没法写下去了，“知青一代”以及“新潮”文学，看上去是“归来的右派”的同路人，他们共同归属在“新时期文学”的名下，但实际只是一个暂时的同路人。

王蒙、张贤亮、“伤痕文学”、意识流文学这里面纠缠了很复杂的关系。审视伤痕，张贤亮会写到《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灵与肉〉之外的话》，张贤亮无疑是“新时期”一个杰出的作家，但他在1980年代中期却能从“伤痕”中看到美感，这时候“知青一代”肯定是不能跟“伤痕文学”搞下去了，两代人的分歧是根本的。孔捷生写的《大林莽》以及李杭育的《最后的一个渔佬儿》要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要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知青一代”与“归来的右派”，有非常大的根本分歧。“知青一代”在骨子里，与朦胧诗、北岛的那一代，才是同路人，但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因为北岛他们明确提出“艾青的时代”结束了，非常鲜明地发表过这种宣言，小说家没有表达过，但你们提出了“寻根”，这就是一种断裂（“新时期”的断裂），所以一开始大家非常迷惑，并没有意识到它所指向的另一条路径。

刚才少功先生说文化的“守成主义”，此“守成”和海外新儒家的“守成”并不是一回事。“寻根”也并不只是简单追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但我理解的“寻根派”的守成和创新是要建构这一代人的文化根基，这一代人的历史的起点。它的基础在“历史主体论”上。当时很热烈的“主体论”，以及讨论数年的“人是主体”等哲学和文学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哲学的基础。但真正在文学上来完成这么一个转弯的是“文学寻根”。1986年鲁枢元写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那篇文章的意义非常大，对文学史作了一个定义。刚才是李庆西先生还是黄子平先生说起，鲁枢元当时将他自己所写的有关“杭州会议”的每一篇日记都重新进行整理，将参会者通宵聊的内容都记下来，所以后来他能写出这篇文章，这是“杭州会议”给予的巨大触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写的是“新时期”文学的转变，还提及很多外国文学的例子，但实际上你们的会上也谈了很多外国文学，真正令作者震动的是“杭州会议”。1986年这篇文章才发表出来，它的意义可以用“非凡”来形容，真正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变化。

1987年，我一直顽强地用“后新潮”来表述“寻根”以及后来的“先锋派”，这是中国的“后新时期”的开始，当时我还真的没有认真读鲁枢元先生的文章。我的文章最早发在辽宁辛晓征先生编辑的《艺术广角》上，辛晓征当时和吴亮、程德培、蔡翔先生走得很近，对新潮文学助推力度很大。我当时想要在《文学评论》发表，《文学评论》还不愿意发，二三年之后文章才压缩了在《福建文学》上发表。我在《上海文学》上也发表了关于“后新潮”的文章，在《人民文学》也发表过相关的文章，那已是1987年的事了。

今天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局外人都有一种激动，更别说当事人，“寻根”中人了。那是一个主体正在觉醒的时期，在这么一个历史的进程当中，这样一群作家突然间以一种非常直接的、以文学本真的态度提出了一个理念，这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的。当时“杭州会议”上没有谈“寻根”，后来你们几员大将都陆续写了《理一理我们的“根”》（李杭育）、《文学的“根”》（韩少功）、《我的根》（郑万隆）、《文化制约着人类》（阿城）等文章，这就构成了群体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以“寻根”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同时作为有集体性话语的历史定位进行建构的。“寻根”随后给文学史提供了这么充分与丰富的东西。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用自己的方式提出文学的命题，文学有了自己的命题并开始另一种叙事。这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革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回声。虽然“寻根”开启的文学精神没有历史整全性地展开，而是以小叙事的形式，以个人化写作的形式在90年代蔓延，但那种精神实质的开创属于“寻根文学”。不管它寻什么根——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寻根”，他们要“寻根”。中国的作家，更扩大一点说，这与“新时期”按照历史律令去写作根本不同，知青这一代作家要按照自己的领悟去写作，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讲述文学。

今天我们要对“寻根文学”进行阐述，虽然是理论与文学史的一种冒犯，但它是值得我们去做这样一种尝试的，今天的讨论依然是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尝试性概括。随着历史的展开，40年之后的很多东西仿佛如梦初醒，今天依然如此。

注释

[1] “七老”指参加“‘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的黄子平、李庆西、韩少功、陈思和、许子东、李杭育、黄育海七人。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三版）

陈晓明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在复杂的文化空间中重审“杭州会议”

王尧

今天这个会议可以称为“新杭州会议”，有特别的意义。刚才参加当年“杭州会议”的几位老师（我们称为“七老”），他们对“杭州会议”以及相关事件的回忆，其实也是文学史的一种叙述方式，我听了以后很受启发，一些模糊的细节也清晰了。特别重要的是，他们不仅讲述了历史，还在当下语境中表达了他们对历史的新的理解。就像晓明兄一样，我也要表达对“七老”的敬意。

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其中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是彻底改变我们文学观念和方法的思潮。我最近出版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关于“寻根”这部分，我采访了很多亲历者，包括今天在座的几位老师。我访问了韩少功、李杭育、李庆西、李陀、陈思和、阿城、李子云、蔡翔等老师，以后可能再补充几位老师的口述。

在整理文学口述史相关资料过程中，我也明晰了一些问题。首先，多数与会者回忆“杭州会议”上并未直接提“寻根文学”。因为“寻根文学”的许多作家都与这个会议有关，是参与者，或是与《上海文学》《作家》杂志有关系，所以文学史研究、文学评论重新给“杭州会议”赋能了，将“杭州会议”与“寻根文学”连接起来。“杭州会议”对“寻根文学”没有直接的表述，韩少功《文学的“根”》一文出现了“根”这个关键词。“杭州会议”与“寻根文学”的关系是怎样建构起来的，需要研究。这两者之间不仅是“寻根”的问题，还有回应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先锋文学”与“寻根文学”几乎是同时兴起的文学思潮。如果我们将这两种思潮置于“伤痕文学”以来的文学进程中，就会发现，无论是“杭州会议”还是“寻根文学”，都意在打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模式。

第二，如果从“杭州会议”开始说起，有好多话可以展开。我在采访李子云老师的时候，她反复提到一件事，在“杭州会议”之前，她发了李陀、冯骥才、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因为这件事，当时她与老友冯牧在北京开会遇到都不讲话，后来和解了。在稿件发表前，冯牧打电话给李子云，让她不要发，说如果你发了，会将全国的文坛搞乱。可见，“现代派”在当时的文坛还是一个禁忌。我记得冯牧主编的《文艺报》之后专门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现实主义问题，顺便以“读者来信”的名义讨论了一下现代主义、现代派小说。将这些事连在一起就可以看到，“杭州会议”与“寻根文学”的浮出水面不是孤立的事情，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远比我们今天概述的要复杂很多。

今天很多人写文章都追忆1985年。1985年前后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各种思潮共存、并置、错落、冲突，这个文化空间是我们今天讨论“杭州会议”非常重要的点，如果没有这种思潮的并置、错落、交叉与冲突，我们就无法解释“杭州会议”，包括“寻根文学”的兴起。所以，“杭州会议”是一个“点”，可以带来很多“面”的展开。为什么1985年以后没有很多思潮，这有文学发展自身的规律，尽管批评家制造了很多思潮与命名，但几乎没有反响。如果没有复杂的、甚至是矛盾冲突的文化空间，就不可能产生“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思潮，这是我的第三点想法。

第四，我们需要注意到文学思潮内部的差异。我访问阿城的时候，当时他住在北京郊区一间很大的房子里，他带我去吃回锅肉，炒了一大锅。他跟我聊了很多事情，我就想到一些问题，他说自己不是“寻根”，别人“寻根”之前他已经补过课了。他讲到了作家的文化差异，说莫言在山东高密的生活，也是另外一种文化的“根”。后来我们有许多对问题与文本的阐释是牵强的，比如说阿城的笔记体小说“遍地风流”系列，篇幅长短大致相同，我们通常从文体上说笔记小说是短的。当时阿城在云南插队，纸张短缺，他就写在香烟盒的纸上。那时的香烟很少硬壳的，翻过来是白纸，几个香烟盒写一篇小说。物质条件或者媒介，影响了小说的文体。

第五，我还要谈一谈韩少功老师的《文学的“根”》等文章。少功的文章特别重要，除了讲楚文化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是讲东方文化，还有审美优势，这部分被后来的批评家忽略掉了，大家将审美问题忽略掉了。少功后来写了《山南水北》，我在《文汇报》写了短评，提出“寻根”与“新寻根”的问题。今天我们讨论“寻根文学”和“杭州会议”，还要考虑审美的问题和汉语写作文学性问题。

最后，关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学界从晚清到现在一直无法给予标准答案，这个话题还要持续很多年，最终有没有答案，我不清楚。但我想，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一定是在中国文化自身的脉络中，但同时也是在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中完成的。“杭州会议”不是封闭的，不是回到什么“地方”去的会议。40年以后，我们重提“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不仅仅是文学史的话题，也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的话题。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人文知识分子如何生存？如何思想？如何写作？“杭州会议”给了我们很多启示。谢谢！

《“新时期文学”口述史》

王尧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

“寻根文学”仍在影响着今天的创作

宗仁发

《作家》杂志是“杭州会议”成果的有幸分享者和后续“寻根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韩少功老师的被称作“寻根文学宣言”的《文学的“根”》发表在《作家》1985年第4期，这篇文章的实际写作时间是“杭州会议”刚刚结束的1985年1月，他文章后面是有时间标记的。因为当时杂志的出版周期比较长，一般需三个月才能完成发表的流程，不像现在的出版周期，一个月之内就能完成。

《作家》杂志在发表《文学的“根”》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前任主编王成刚做了一些非常特殊的处理。1980年代综合性文学杂志内容上分为四大版块（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各家杂志大多都是小说文体打头。当时将韩少功老师的文章作为这一期的头题发表，十分显眼。《作家》还专门由此开设了一个栏目“作家论坛”，可以说特别重视这篇文章。此后，《作家》接着在1985年7月号刊发了刘心武的《从“单质文学”到“合金文学”》、1985年9月号刊发了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1986年1月号刊发了郑万隆的《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从植根于“文化岩层”谈起》，1986年2月号刊发了古华的《从古老文化到文学的“根”》，1986年4月号刊发了毛时安、吴亮、李劼、许子东、蔡翔等人的《“文学寻根”五人谈》。

韩少功老师的《文学的“根”》发出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这篇文章有一个补记，他是随正文一起给《作家》的，但《作家》在1985年4月号发《文学的“根”》的时候漏掉了补记。刘心武老师在写《从“单质文学”到“合金文学”》一文的时候，杂志社已经提前将韩少功老师的文章复印寄给了要参与讨论的作家。刘心武在他的文章中说：“也许我是对少功太吹毛求疵了。其实少功思考问题是相当周到而细密的，在我收到的原稿复印件中，少功在文后有一段我以为是万万不可缺少的‘补记’，正式刊出时却不知为何没有印出。我以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现在允许我将他的‘补记’照录于后：‘我与一位朋友谈到另一类文学，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怀特的某些小说如果翻译得基本成功的话，我们在那里看不到什么文化纵深感，也找不到什么民族传统的背景。作者表现了带着人类共性的一些矛盾，而人物所处的国度、年代，自然文化的环境都是模糊不清或无关紧要的。也许相对于那些人的心灵作纵向历史追索的作者来说，怀特是在对人的心灵作横向的时代概括。这大概向作家们提供了另一种意义的范例。对这一类作家的文学的根，我们还可另作讨论。’可见少功还是主张多元的，而且在他的意识之中，文学还可以有另外的‘根’。”实际上《作家》发现漏发了这段“补记”之后，已在1985年6月号上把它补发出来，但刘心武老师在写此文时是无法看到这个环节的。

应该说这个“补记”的确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与前面的正文恰好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角度，否则文章就不是全面完整的。自“寻根文学宣言”发表后，韩少功老师的写作也完成了一次由“知青文学”过渡之后的转型，让读者们在《月兰》之后看到了具有“审美陌生性”的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和《归去来》。

“寻根文学”是一个涵盖性非常强的开放性概念或思潮，新时期文学思潮很多，“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等等，在这些思潮中后来真正持续的、有影响的只有两种，即“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我们似乎应该找一些青年作家，让他们说说“寻根”思潮与他们的写作到底有没有关系。只是我们这些评论家和编辑讲，说服力还不够。但我感觉，像魏思孝这样的作家，肯定是受到了“寻根文学”的影响。现在的“先锋文学”已经变成了一种隐性存在，但“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还是显性存在，这两种存在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在回顾“杭州会议”、讨论“寻根”话题时，不仅仅是一种回忆与纪念，也是一种对当下文学创作资源的研究。当然它不会是全部，但还是不可或缺的。也可以说“寻根文学”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当代文学史上的概念，而是仍在鲜活延展的一种现实，是一个强大的存在。

去年夏天的时候，花城出版社和我们一起研究，想要在2025年的节点上搞一个活动，纪念《文学的“根”》发表40周年，要编一套“寻根文学丛书”，目前正在筹备与策划之中。

“寻根文学”带给我们的影响是持久的，同时它对二十世纪以来的现当代文学还具有某种反思性或批判性。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对待传统文化的偏颇态度带有一定的纠正功能，也对完全模仿西方或照搬西方现代派的东西有一种警觉。说到底，“寻根文学”提出的是民族文化主体性究竟怎样才能确立的问题。

在此，我对今天在座的参加过“杭州会议”并酝酿出“寻根文学”的“七老”表示由衷的敬意。

《仿佛听见了辘轳的响声：宗仁发文学评论集》

宗仁发 编

长春出版社

2025

文化意识与身份自觉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寻根文学”

张清华

借此机会先向在座的“七老”致敬。

今天会议中最精彩的，是亲历者也即“七老”对历史的重述，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得以真切感受到当年的现场氛围。

此次会议的论题，我非常认同——“‘寻根’思潮与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这个题目起得特别好。因为“寻根思潮”这个概念显然是超出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我们说的“寻根文学”，一方面是指1985年发表的若干篇“寻根”宣言，还有文学史上经常说的为数不多的代表篇目；另一方面更是在说比这有着更大范围，更大历史长度的“文学运动与潮流”。作为历史现象的“寻根文学”只是一个表征，而背后则是具有当代思想史意义的文学运动与潮流。后者是远大于前者的，它不止于我们对于“杭州会议”的追述，也不限于对特定的1985年的某些文学现象的怀念，而是指涉着背后的思想背景，精神领域中的暗流涌动与波澜壮阔。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寻根文学”？我以为是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要探讨的是“寻根”之于整个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在座的几位当事者都谈了很多“杭州会议”的细节。这些对于研究“寻根文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但更重要的，是引发我们对这次会议背后的文化史与精神史背景的思考。这非常有助于我们寻找“寻根文学”赖以出现的原因，包括对其意义与价值的认识。现在看来，过去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尚有很多孤立看问题的误区。实际上，“寻根文学”是这个年代庞大的精神流向的一个小小浮标，是1980年代文学历史必然的转折和深化，是这个年代文学运动的冰山一角。

因此，我们应该从“文学思潮”的视角来看待“寻根文学”，这个视点是我们能够探知这个年代文学背后的精神运动，从“总体性”上理解文学发展方向的角度。在此前提下，再来展开所谓的“社会史研究”“知识考古学研究”，才会有的放矢。否则我们就会拘泥于一个单纯的“点式的知识生产”，这种脱离历史逻辑的讨论和考据，对于我们形成正确的认知，正确把握当代文学的价值向度，可以说没有太多意义，甚至还会得出反向的、实际上是“非历史”的看法。

这就涉及今天会议主题中的另一个关键词——“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我认为这恰好指向了“寻根文学”出现的意义。如果说“寻根文学”在当代众多现象与运动中有什么不可取代的意义的话，那么我认为，它是标志着中国作家的身份觉醒的事件，它标志着在当代文学的背后，出现了主体性的叩问与自觉。说得更直接一点，它标志着中国作家获得了独立于工具范畴的“文化身份”，大家几乎由此变成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而不再是没有独立意识的写作者。

显然，在“寻根文学”出现之前，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创作者基本都没有走出当前政治的主题，尚不可能去深入思考“文化问题”，更鲜有从文化上来反思当代历史，也没有可能根本上变革当代文学本身。而“寻根文学”的出现，其最深刻的意义，就是中国作家有了这个冲动。他们要通过文学的书写，去实现一个具有独立思考性质的文化目的，这是其最大的价值。

这些年我也曾较多思考“寻根文学”的问题，并从各位那里得到了很多教益。比如陈思和先生、李庆西先生相继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谈“寻根文学”的文章[1]，关于“寻根文学”的背景、源流、过程、意义，大概都已经谈得很清楚了。今天“七老”的现场发言也给我非常多启发。但我意识到，他们作为亲历者，似乎有点刻意回避谈“寻根文学”的意义，“不太好意思”去充分阐释它。而我们作为“他者”，倒可以、也应该充分认识这一点。所以这里我想就“寻根文学”思潮的问题，做一点深入的阐发。

首先，“寻根文学”思潮为何会出现，这是应该追问的。固然有诸多偶然因素，比如没有“杭州会议”就可能没有“寻根文学”，当初“杭州会议”的策划人也没有想到，这次务虚会上大家会侃出这么一个话题。但历史就是这样，偶然中总有必然。经过了1980年代之初的“西风东渐”，大量文化理论、文学思潮、哲学思想的引入，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蜂拥而入，中国作家的焦虑也因之而出现，他们还是非常在乎自己的身份的，他们想给本土的新潮文学运动一个合法性的地位，所以就找各种理由来进行支持。比如韩少功老师的《文学的“根”》中就说，要“为当代文化的重建提供参照”，这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给“寻根”一个理由。但更多的，我以为是要建设“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通过确立和强调其“本土性”，来为其寻找合法性和正当性。

刚才大家也谈到“四只小风筝”，现代主义在1980年代早期是备受压抑的，特别是在诗歌界和小说界。世界视野的出现使得中国作家意识到，再使用原来的那一套观念和方法已没有出路，但“现代主义”又被定义为文学的异类，怎么办呢？必须要出现一种替代形式。就像我们获得了一面镜子，便要反过来照照自己是谁。镜子的作用就是让自己的文化主体形象在世界视野里得以彰显。所以从“底层逻辑”上来讲，若没有出现世界视野就无法反观自身，有了世界视野就有了反观的可能，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再者，“寻根”的实质是什么。在我的理解中，“寻根”不是要回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与正统，相反，是要对传统进行“重构”，我从李杭育和韩少功先生的文章[2]中都看到，他们是要寻找传统中的“楚文化”和“吴越文化”，这两种文化显然都不是正统意义上的“中原文化”——他们都自觉地强调了这种区别，他们寻找的是“传统文化当中的异类”。为什么“寻根”寻的竟然是异类？这就是对于传统的瓦解，对于权力压抑的反思与出离，也是对于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新生的向往与渴求。这才是“寻根”真正的底层逻辑。

显然，这恰好对应着从1980年代之初就陆续出现的，关于民间文化、边地文化、非主流文化的书写，这些现象虽然并不起眼，规模不大，但却是润物无声，从根部滋养着文学的变革，如汪曾祺、陆文夫对于苏南地区民俗风情的描写，邓友梅对于老北京三教九流生活的再现，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我们称之为“风俗文化小说”。虽然他们没有打出“寻根”的旗号，但却实际上扮演了“寻根文学”的前导。而且其写作也为后来的“寻根小说”提供了可靠的模式——韩少功的“湘西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以及郑万隆和乌热尔图的北方渔民生活、森林狩猎生活系列等等，几乎都像是一种“文学的地方割据”。

这些作家为什么要通过地方文化、边地文化的书写来自立？这正是对应着“一体化的文学”场域的重构，作家必须在当代文化的场域中去寻找新的、边缘的、民间的、非正统的资源，以此来实现文学的变革。表面上是“寻根”，实际上是对“根”进行解构和重构，这是我们必须要认知到的一个底层逻辑。

显然，有广义和狭义的两个“寻根文学”：狭义的是指1985年的文学运动；广义的则是指一个上下贯穿多年的文学思潮或精神脉络。

我个人认为，可以将1980年代初的“风俗文化小说”看作是“寻根文学”的前身。刚才有先生提到，他们参加“杭州会议”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阅读趣味，就是喜欢汪曾祺。为什么？因为他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学范例。汪曾祺、邓友梅、陆文夫、冯骥才甚至贾平凹这几位作家在1980年代初期的写作非常重要，他们当时已经大量写到非主流的、民间的社会生活，涵盖城市与乡村的三教九流，他们的创作实际就是“寻根文学”的前身和早期的组成部分。

另外，1984年还有两部重要的作品——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和阿城的《棋王》。这两部小说原本是“知青小说”，“知青小说”是“伤痕文学”的一部分，但因为比较强劲，所以几乎另立门户，但实则还都是属于政治主题的范畴。然而，“知青小说”中也意外地出现了对于传统文化的追述，使其“溢出”了“知青文学”的边界，它们由此也意外地成为了“寻根文学”的先导。

还有后续。我们以往都把“寻根文学”看作是孤立地发生于1985年的一个文学现象，但殊不知在这一年之后，“寻根文学”也还继续存在，尤其是在长篇小说领域，其成就和实绩的出现也必然要晚一拍。张炜发表在1986年的《古船》，莫言发表于1986年的、在1987年初结集为长篇的《红高粱家族》的系列中篇，贾平凹在1987年结集的长篇《商州》，都表明“寻根文学”在更广泛领域中得以延续。

所以，“寻根文学”必须放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当中来审视。从这个角度看，当代文学的根本变革某种意义上是由“寻根文学”来启动的，“寻根”为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视野带来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也找到了合法资源与方向，可以说，“寻根”为新潮小说的合法地位的获得提供了重要支持——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作家既是“新潮小说”作家，也是“寻根小说”作家，比如马原、扎西达娃、莫言等都是例子。

总体上说，“寻根文学”为当代文学的变革注入了非常巨大的能量，当代文学后来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寻根文学”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中，我们来看待和纪念“寻根文学四十年”，才会对它的背景与原因、流变与内涵、价值与意义有更内在和更深入的认识，这种纪念也才会更有意义。

注释

[1] 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2]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幻变的蝴蝶：

先锋之后的文学景观》

张清华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1

寻根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与本土化

洪治纲

我主要谈三点思考。

第一，“杭州会议”与1985年中国当代文学转折点的关系。刚才各位前辈清楚地还原了1984年的“杭州会议”，表明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并不是探讨“文学寻根”，而是讨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应该说，它是作家们寻求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当然，其中也不可避免地讨论到“怎么写”和“写什么”。“怎么写”比较容易理解，但“写什么”则隐含了当时作家们的内心焦虑。今天，我们讲中国当代文学史时，通常认为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其中就包含了“怎么写”和“写什么”的双向转变。有些学者将1985年视为中国文学的变革之年，主要归因于它完成了“怎么写”的问题，使当代文学成功实现了“向内转”，将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提升到重要的评判维度。但是，作为转折之年，作家们同样在“写什么”的层面上也实现了成功的突围。这种突围，彻底改变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等社会现实书写的一元化主脉，涌现了“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先锋文学”等新的写作思潮，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文学的文化表达空间。因此，要重新理解“杭州会议”，不能仅仅从文学思潮或现象的角度，讨论它如何催生了“寻根文学”的发展，而是要回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重新梳理当时的文学编辑、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在“杭州会议”上讨论了哪些最为关切的问题。

从各位前辈的发言来看，“杭州会议”的议题无疑是比较宽泛的、多元的。这也说明，从刊物编辑到作家、评论家，内心里都有很多渴望变革或突破的东西，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学所面对的共同焦虑。事实上，我们今天来看“寻根文学”，它无疑成为1985年当代文学一系列重要变革的先导，既体现了“写什么”的诉求，也体现了“怎么写”的追求，并由此全面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第二，从“杭州会议”讨论的宽泛议题中，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寻根文学”作为文学思潮的某些主要特征，并意识到“寻根文学”作家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追求。评论家通常认为阿城的小说对儒释道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坚决捍卫；韩少功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理性的批判性表达；王安忆则对传统文化既有批判又有瞻仰的意味；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完全是对原始生命力、民间生命力的崇拜书写。当然，也还有很多作家对地方性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也反过来说明，“寻根文学”确实不是一个有组织、有宣言、有聚焦度的文学行动，而是由编辑、作家和评论家共同推动的一次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本土化与现代化的重要文学思潮，并在审美观念、艺术思维、文化传承、现代性追求等诸多领域形成了新的格局。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说，“寻根文学”给整个当代文学带来了解放性的变革。

第三，“寻根文学”的重要意义，并不只是体现在它出现在当代文学的转折点上，而是它对当代文学与本土文化的自觉性的内在联结上。直到今天，很多学者都在做“后寻根文学”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寻根”作家后来的创作变化；二是针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书写。特别是近些年来，很多作家都在倾力书写各个地域性的特定文化事象，包括丝绸、茶叶、古玩、饮食、建筑等。比如王安忆的《天香》，有人将它当作中国传统文化再反思的作品（即一种“后寻根文学”）来研究。最近两年，文坛还兴起了地方性知识再书写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地方性写作”。在我看来，当下的很多“地方性写作”，就明显延续了“寻根文学”对地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审视的思维，也使文学在现代性与本土性的融会中不断走向深入。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十五讲》

洪治纲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寻根”最神秘处在于“寻”的过程

来颖燕

我不是当年会议的亲历者，1984年的“杭州会议”已经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和传说。但今天，听前辈的发言，我觉得“神仙”依然活跃在文坛，但是“神仙”们并没有凌空蹈虚。当年的“杭州会议”，《上海文学》带来了一篇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我今天手里也有一份马原的作品《动物之山》，是准备发明年第一期的。我仔细看了又看，觉得比起当年的作品而言，这篇更加轻盈了，意味着马原老师对于自己的文学属性和特质认识得更加清楚，但是当年所谓“先锋文学”的那些要素，也就是吴亮老师所谓的“叙述的圈套”一样都没丢，都在。我就在想，为什么呢？

对于过去的研究，往往是出于对当下质问的需要。历史的反复性很强，有的问题，比如在“寻根”和“先锋文学”会议之后的“小说革命”，并没有完成，但是那种直面现实困境的精神让后人永志。所以今天听各位前辈聊亲历的关于“寻根文学”的一切，就像在经历一场关于文学史的叙事风暴。

就我自己有限的体会而言，“寻根文学”源自一种凝视——人对于自我与自然和世界关系的凝视，出于一种人类原始的力量。当凝视开始，人类势必会感到自己的无知和无力，因而会焦虑和恐惧，也因此要克服焦虑和恐惧。当年的时代，人们会感知到信息在爆炸，但是媒介有限，于是人们会渴望去把握一个完整的自我，那么完整的自我在哪里？一条出路就是寻找自己的“根”。

我最近在看王尧老师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里头记录了阿城的一句话：“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1]王尧老师曾经说，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了小说的方法，但是赋予文本的思想或意义是以审美的方式完成的，弥漫在小说的肌理，不独立于小说内部结构之外。[2]那么对于“根”的意识和定义是否也是这样弥漫在无意识的创作之中呢？

我看到过一份资料，陈思和老师曾经梳理、盘点过“寻根”小说家们的文化背景，贾平凹在陕西，阿城在北京，郑义是从北京到山西去的知青，那是汉文化的发祥地，韩少功出生在楚地，李杭育在吴越之地，郑万隆等在东北满蒙……[3]这样的梳理思路是属于批评家的，就像黑格尔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起飞，所以批评家常常会扮演为现象命名的角色。但韩少功老师有句话：1980年代是一个清洁的早晨，那是对当时的文学现场很确切的形容。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寻根文学”思潮会让人想起如今如火如荼的地域性写作热潮。看起来，这是“寻根文学”在今天以另一种力量进行渗透，因为当年的“寻根”和今天的地域性写作的内核都是要以新的文学性的方式对抗同质化以及全球化。但是细想，这两种热潮的生发情境是完全不同的。同样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但与当年不同，今天媒介的发达，可以让我们轻而易举地获知海量的信息。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时候，被凝视的对象就是一个已经被人类改造的世界。面对这个技术水平已经高得无以复加的世界，人会具有另一种焦虑和恐惧——一种被现代社会碾压的无能为力之感。所以今天的“地域热”，透露出的对于同质化的焦虑是更加赤裸的，所以评论家会在开始讨论各个作家的时候就企图为他们标好“产地”。这演变成另一种方式的“寻根”，是比当年更显性的“寻根”，甚至都省去了“寻”的过程。但事实上，“寻根”最神秘之处就在于这个“寻”字。“寻”才会让“寻根文学”历史化。至于寻的结果和“根”的定义，可以是多向性的，“地域”只是一个方面。

我记得马原很喜欢毕加索。为什么？因为毕加索每走一步，都会是新的地平线。但毕加索有一则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有一次给人画像，被画的人很满意，觉得画得像，但是毕加索仍然要求重画，一直画了九十次，然后通通擦光，到外省去了几个月。回来后他不用模特儿就画完了肖像。然后模特儿很困惑，就问，这画像不像自己，毕加索很平静地回答：“您有一天会像它的。”[4]所以，我在想，“根”是什么，怎么寻，可能也如被画的这个对象一样，是存于意念里的、是心理上的。即使跟地域有联系，这种地域也会偏于一种心理上的概念，而不是纯粹地理上的概念。

许多年后，许多先锋作家回归。我们会觉得他们是回到“根”了，但其实这是本能的不同层面的体现。本能必然是浸淫在传统里的。像马原说的，很多人以为他的小说是偏于西方的写法，但是如果从西方背景来读是根本读不懂的。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马原们”“残雪们”依然在坚持原来的路数，但是苏童、余华会变，看起来他们在向传统回归。但是其实他们背后的暗功夫（孙郁语）是始终如一的。他们的变与不变正呈现出了“寻根”的“寻”的过程。

另外，我想说的是，一种外部影响只有在符合一种期待和需要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就是一个线团，处于同一个序列的空间，虽然前者是向心的、追溯性的，后者又是离心的、开放性的。难得的就在于，虽然这是一场历史的大潮流，却没有淹没个体性。为什么？因为“寻根”和“先锋”，是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但都不只是在外力的助推下才发生的，而是从根底上出自一种本能和传统。

张清华老师有一篇文章谈到一个有趣的个案：当年吴亮老师针对马原的小说提出了著名的“叙述圈套”，其实他说的“叙述圈套”就是西方文论的“元小说”或是“暴露虚构”的概念，但他当时并没有读到国外的结构主义与叙事理论，这是他自创的一个本土化的文学批评概念。这种看似的巧合，却很有意思。理论也好，小说以及其他各种文体也罢，之所以会有新变，很多时候是来自一种内力。这种内力，就是与文化结构相渗透的“根性”。当然，对于这种内力，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自知。所以有一种看法会觉得，1980年代之所以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因为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涌入，为中国的作家打开了一扇门。但实际的情况可能是，作家们本身就已经有意识地要求新，因为原有的写作范式和题材已经无法容纳他们要写的、要表达的。当面对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学和理论，他们蓦然发现，这些东西磨砺或者唤醒了他们对现实的感受，发现原本只属于个人的感受原来在西方有着相同的共振，由此更激发了他们感知现实的力度和角度。即使没有西方的容器，自己也要造一个容器。

所以，今天的会议的特别意义可能就在于，在不同的时代语境里，我们会面临相同问题的不同变体，但是质问和自省的精神永远都是可贵的。如果说当年的会议更偏向对于之前的文学理念的摧毁和拒绝，那么今天的会议则是一种开辟和许愿。

注释

[1] 王尧：《“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243页。

[2] 参见王尧：《寻找小说变革的力量》，《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第18页。

[3] 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

[4] 参见[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感受即命名》

来颖燕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本文根据“‘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发表时略有删改。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5年第2期

文学现场·“杭州会议”与“寻根”

黄子平 李庆西 韩少功 陈思和 许子东 李杭育 陈晓明 王尧 宗仁发 张清华 洪治纲 来颖燕 | “‘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笔谈

谢尚发| 如何让史料完整地说话？——“寻根文学”史料研究的几个辩证关系

钟 媛| 从“风俗保群”到“文化寻根”——重审“寻根文学”中的文化再造问题

名家三棱镜·魏微

温咚荻 魏微| 观量世界的人生常态——魏微《烟霞里》创作访谈

杜绿绿| 魏微小说空间的生成：《烟霞里》从何处来？

郭冰茹 | 个人经验与日常中国——读魏微

大家读大家

洪子诚| 承继和告别的难题——谈王安忆1990年代初的两部小说

文学史新视野

李 杨| “官僚主义”还是“官僚制”？——《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卡夫丁峡谷”

张 均| “隐”与中国当代文学——论汪曾祺《菰蒲深处》的虚实之辨

周 琪| “转业”的难题——论李劼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心迹和文学参与

青年学者奖

宋 喆| 《我们夫妇之间》与人民文艺的“进城”时刻——从接管工作与婚姻家庭谈起

思潮与现象

赵黎明| 当代小说的语言批评及其文化诗学资源

颜炼军| “太阳的山顶埋葬”——海子诗里的几处希腊神话典故笺释

作家作品论

李丹梦| 流民寻根的“布道”与“抒情”——从《一日三秋》说开去

扬子江文学评论

邮箱｜yzjwxpl2020@163.com

发布于：江苏省